因此，颐卦的养正是对大过的预防，善于养颐便可更好的保持平衡状态，避免陷入大过的危局。而大过则是颐卦养正失败的矫正措施，当问题严重失衡时，便只能以大过的非常手段来矫枉过正，以期重获平衡。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兴衰转变也是一次次的通过休养生息、整顿吏治、发展文教的颐养过程，来维持发展与平衡。然而随着王朝的发展，弊端逐渐累积，当濒临失衡的时候，便需要采取猛烈，甚至矫枉过正的手段来力挽狂澜，而这便是大过的过程。

小君认为，历史上颐养与矫正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北宋政坛由“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再到“新旧党政”的过程。

北宋立国后，为防止军阀割据，便实行了“强干弱枝”、“重文抑武”的国策。这一系列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养正”的作用。然而到了宋仁宗时期，这些政策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了。此时，官僚系统臃肿，军队庞大而效率低下，财政开支浩大（“冗费”），国家开始显示出效率低下且积贫积弱的端倪。于是，范仲淹便开始主持“庆历新政”，其目的便是为了在原有系统框架内进行的一次“颐养”式调理。然而颐之太过亦是过，君子之道在面对极端的问题时候，不免显得太过于，苍白软弱。因此，这次改革因此触动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遭到强烈的反对最终失败了。

温和的君子之道无法纠正王朝系统的根本性失衡，于是朝廷的弊端愈深，到了宋神宗时期便到了“不养则不可动”，非巨变无以图存的“大过之时”，于是由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 应运而生。

为何说“熙宁变法”是“大过”之举呢。因为它超越了过去修修补补的范畴，从青苗法、保甲法、三舍法，对朝廷的财政、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深刻的制度重构。但是，为了快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一些措施在推行中难免用力过猛，如青苗法的强制摊派。这就如同“大过”水泽本是滋养草木的所在，却因为泛滥太过反而造成了新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