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非常有幸又得遇一部非常优秀的国漫作品《镖人》。这部以隋唐乱世为背景的国漫作品，用精湛的画面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乱世中纷呈各异的群像。漫画中的角色个个鲜活饱满，生动且深刻。不过，在诸多鲜明的角色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那个一心想成西域蓝图的谋划者裴矩。

裴矩，史有其人，且和五代十国中经五朝，侍十君的冯道一样，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在隋末唐初时，他先是隋朝的佞臣，而后却成为唐朝的诤臣。为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朝代可以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表现呢。

这个问题不能单以“忠”“奸”两个字来武断下结论，小君认为裴矩正是完美地践行了孔子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之说。在隋炀乱世谦虚审慎以持身，在唐初明君盛世则守正且敢于进谏。《周易》中屡屡强调，越是有作为的人，在小人进而君子退的乱世更要审慎的保存自己的有用之身，方能在有道之世发挥自己的能为而造福苍生后世，这一点裴矩做到了。

裴矩出身河东裴氏，乃名门之后。但有幼年时遭逢变故父亲早逝，自幼由其伯父抚养长大。或许是幼年的变故和寄人篱下的经历让裴矩在学问渊博的同时亦颇有心计，使得裴矩养成了在复杂的环境中亦能独善其身的能力。

裴矩早年以文采见长。在北齐灭亡后裴矩便投奔了杨坚成为晋王杨广的元帅府记事负责收集情报，为隋朝统一南方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岭南叛乱时，裴矩率三千人平定二十州，巩固了隋朝统治，被隋文帝赞为“国之栋梁”。

在隋炀帝即位后，裴矩依然受到重用，并凭借着自身的才能和经验也做了许多益于国家的事情。但隋炀帝好大喜功且喜怒无常，但自幼培养起善于揣摩人心，精通人情世故的裴矩却往往能投其所好，连隋炀帝都忍不住赞他：“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倾，则矩以闻若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可以说，在隋炀帝时期，裴矩确是为了迎合隋炀帝而出过不少劳民伤财的馊主意，也因此被史书称为隋之佞臣，与牛弘、宇文述并称朝中“五贵”。然而在迎合隋炀帝的同时，裴矩依然以自己高超的智慧经营西域，打击吐谷浑，重新打通了因战乱而凋敝的丝绸之路，促进了隋朝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更为唐朝文化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样一位在隋朝有能力的佞臣，投靠唐朝之后却成了魏征一般的诤臣。

据传，有一回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整顿吏治，别出心裁的搞了一场钓鱼执法。而这次被唐太宗钓上来的事一位门令史，因收受了一匹绢竟让唐太宗大怒欲杀之而后快。但此时早已八十多岁依旧备受重用的裴矩为了这位官员与李世民据理力争。

他认为词人虽然受了贿赂当诛，但这是皇帝可以拿财物试探的结果啊。如果因此便将人处以极刑，那这不就是帝王陷人以罪吗？一旦这么做了，就怕到时候官场上上行下效，恐怕不能符合道德理发引导的大义吧。

李世民听了深有感触，采纳了裴矩的意见，还号召百官以他为榜样。

裴矩之所以在隋唐两朝会有这种大相径庭的表现，或许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也。”

司马光认为，裴矩在隋朝的佞和唐朝的直并非是因为他的性情反复无常，反而是一种相当符合人性的表现。毕竟，在那个时代作为生杀予夺的君王不愿听到自己的过程错，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正直的人也会无奈变为奸佞，只有君王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臣下才敢于讲真话，乐于讲真话。其实，大臣就犹如君王的影子，身子如何动，影子变回如何随。

而这，何尝不是孔子那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