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州之战和永乐城之战两场溃败，彻底断送宋神宗的希望也摧毁了北宋的战力，自此宋神宗郁郁寡欢，三十八岁便英年早逝，庙号曰：神宗。

庙号是君主死后在庙中供奉时的名号，一般来说多是褒义，但庙号中自然也有三六九等，最上乘的便是太宗、高宗、世宗、中宗四个，多用在拥有重大功绩的帝王，或是中兴之主身上；次之则是仁宗、孝宗、圣宗、宪宗四个庙号，多用于宽仁的太平帝王；再次之就是肃宗、宣宗、神宗、显宗、崇宗，五个庙号；之后还有五十三个渐次下等的庙号。其实这般看来，宋神宗的庙号并不算太差。

所谓神宗，取义“文祖神宗”前者是对帝尧祖先的称呼，后者是对帝尧祖先、或帝舜祖先、或对帝尧本尊的称呼，也曾是宋人对太宗赵光义的尊称。《尚书正义·大禹谟》《易传·说卦传》对神字解读为“微妙无方”“阴阳不测”，表达了神“掌控世间奥秘、强大到无法描述”之义。在北宋时期，神宗的庙号还可谓是比较正面，只是后世对于宋神宗的评价争议颇大，才使得神宗也连带着成为颇具争议的庙号，到明朝时期便干脆给了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

宋神宗确实是个很难评价的帝王。若不论功过，宋神宗是个称职的好皇帝。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他俭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勤政，总把国家事务放在首位兢兢业业，因此史书上也不得不承认宋神宗确实是有德之君。

只不过一场变法和两场惨败成了他帝王履历上抹不去争议点。那么王安石的变法和北伐西夏是否必要呢？或许看看他即位后所面对的局面便可知一二。

十九岁的赵顼继位后面对的是财政空虚和朝廷无人可用尴尬局面。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北宋的财政亏空高达1750余万两银子。此时朝廷的银子多用于，养官、养兵、买和平了，且核算下来政府每年收支比例居然高达1:1，这确实足够神宗皇帝头大了。

在未找到开源的妙方前自然是考虑如何节流，于是看看一查，北宋臃肿的官僚机构，看似领薪水的官员不少，但能干活的人却不多，尤其是基层官吏问题越发严重，即便如此政府每年还得花费大量的在政治支出用于养官。若是财政盈余，或许问题还可以慢慢解决，但此时宋神宗府库空虚，无钱可用。再加上官员间党争内斗激烈，更是严重地拖垮了政府的行事效率。这使得宋神宗意识到，北宋官场的腐朽已经到了变法迫在眉睫的时刻了。

于是宋神宗启用了王安石推行变法，为了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宋神宗竭尽所能。朝堂内外，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一律罢免，为改革扫清障碍！同时，按照王安石的意愿，重新为他组建团队。

然而变法推行之难是宋神宗没有预料到的，改革的力度有多大，遇到的反弹就有多强烈。他扛住了一切压力，期盼着改革出一个崭新的北宋，让天下人都看看他没有做错。然而三年时间毫无进展，且与变法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沟通越发困难。终于，王安石还是辞去相位。但不甘心的赵顼第二年便将年号改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他以强硬的姿态对北宋的职官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他先进行了人事改革，裁撤了冗员后，财政开支是节省了，但由于官员的默契抵制，使得行政效率没有提高，反而更拖沓，却也是得中有失。

人事整顿大概告一段落后，恰逢西边事起。对于神宗而言，扫平西北一直是他的志向所在，于是在边将的建议下，五路大军直奔西夏，却因用人不当和将领不擅长大规模进攻战而溃败。次年接纳了种谔的建议，欲建城蚕食西夏，再次因用人不当而遭永乐城大败，使得北宋战力大失。

宋神宗遭受沉重打击，自此意志消沉，郁郁而终。

于小君来说，宋神宗富国强兵的初衷极好，切他也敏锐的发现了北宋的症结所在。然而对于宋神宗来说，错就错在一开始操之过急，不曾预估到保守势力的强大和变法所要面对的阻力，因而在急于求得天下大治的冲动下，反而激发了矛盾与对立。

然而当变法中面对各方反对而备受压力时，本该由宋神宗这位变法幕后老板来为王安石压制来自各方反对势力时候，宋神宗自己却犹豫了，将自己置于旁观者的角度，眼睁睁地看着王安石孤军奋战，且将百官不满的责任推卸给了王安石。在两次被罢免后，即便坚毅能干如王安石也顶不住了，而渐渐被现实所击垮，变法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而永乐之战后，宋朝虽连连溃败，但也并未伤及根本，然而脆弱的宋神宗确先被击溃了可见宋神宗的心理承受力确实无法匹配他的宏图大愿。

其实，看宋神宗的就像看到年轻的自己，曾经胸有大志，却没有匹配志向的能力，永远是梦的远方，稍一躁动就会破碎。

宋神宗应该是胸怀大志，但没有根据事物发展规律和自身能力相结合，因势利导借力打力有的放矢地逐步实现自己的大志，应用蛮力耗尽心力力不从心，辜负大志而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