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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聊到晏殊以真诚加持才华，深深地打动了宋真宗，年纪轻轻便一路高升，从十五岁任太常寺奉礼郎，再到十七岁升光禄寺丞，十八岁为集贤校理，十九岁迁著作佐郎……二十四岁便被钦点为皇子赵受益的伴读侍官，自此与宋仁宗结下了深厚地友情。
晚年晏殊病重求回开封，病愈后“复求出守”，却被仁宗特地留下讲经释义，“侍经筵，诏五日一与起居，仪如宰相。”这已是皇帝对忠心老臣地最高礼遇了。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64岁的晏殊病重，仁宗欲前往探望，晏殊知道后写信劝阻，不料次年中越二八晏殊病逝，仁宗亲往哀悼，仍旧因没能再卧病时探望而感到遗憾，因而特地宣布休朝两日，赐谥号“元献”，并在纪念碑文上篆写了“旧学之碑”四个字。
这么说，莫非晏殊一生顺遂最大的靠山是宋仁宗？
其实小君觉得，对于晏殊来说，这一生最大的贵人依旧是自己，他所仰仗的一直是自己过硬的人格修养。
晏殊虽备受真宗的偏爱，但在行事上却依旧低调审慎。《宋史》有载：“帝每访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纸细书，已答奏，辄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
而欧阳修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亦有载，宋真宗往往遇机密之事未决，便会递送小纸条向晏殊咨询，晏殊每每回答过后，都会将真宗抵赖的小纸条一并奉还，以示机密绝无外泄。
还有一次真宗密召晏殊入宫撰写重要职位的任免文书。但此时晏殊还不是翰林学士，乃“外制”知制命，并无草拟“内制”的权力。晏殊于是提醒真宗，真宗这才反应过来应召见翰林学士，于是另召来钱惟演学士草拟文殊。但晏殊为了避免漏诏书内容之嫌，当晚便没有回家直接住到学士院，等到诏书公布后方才离开。
然而审慎之余，晏殊在是非两难面前还能因势变通，亦是相当难得。
当年真宗过逝便由刘太后：“垂帘听政”。而刘太后便是戏剧中“狸猫换太子”的当事人之一。但是历史并不戏剧那般复杂冲突。真宗在世时，与皇后刘娥恩爱却无子嗣。于是刘娥便将自己的侍女李氏侍奉真宗，并生下一子收归自己抚养，便是之后的宋仁宗。
在子嗣一事上刘娥还是有自己的私心的，因此一直不曾让仁宗知道此事。因此，当被封为李宸妃的仁宗生母去世时，身为太后的刘娥便要求晏殊在李宸妃的墓志铭上写明李宸妃无子嗣。
这事若处理不好，可比王勃的《檄英王鸡文》，和苏轼的“乌台诗案”更严重。毕竟，若不顺着刘娥的意思写，便会得罪掌权的太后；若顺着刘娥的意思写便是欺君，左右都是为难。
晏殊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采取模棱两可的方式来应对，他在李宸妃的墓志铭中写道：“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一次委婉暗示李宸妃圣域君王，但在碑文中却明写：“生女一人，早卒。无子。”以此应对刘太后。
果真，日后宋仁宗得知真相后虽震怒，却也只是象征性地贬黜出京，以礼部尚书知亳州，官职依旧不低，只能算是君臣之间地一次小别扭吧。
不过说起晏殊第一次被贬，则更显其情商。
刘太后主政时，欲授对其有知遇之恩的张耆为枢密使，但仁宗与晏殊皆认为张耆难当此任。但仁宗毕竟不便当面反对刘太后，便由晏殊出面坚决反对。无奈此时太后大权在握，晏殊自知此举必触怒太后而被贬官。
但若以此贬黜晏殊不利太后声望，亦是于己不利。于是故意以朝笏撞折侍从的门牙，让御史台弹劾自己，为自己谋一个不轻不重的罪名也好给太后个台阶下，亦是让仁宗认清当下朝局，以蛰伏隐忍为主，保留实力。如此一来，也算是三赢局面。
可见，情商高，懂自救的人即便面对再复杂的局面运气都不至于太差。
当然，除了真诚、审慎和知变通外，低调和善善交友，乐举人，且不计荣辱，不负当下亦是晏殊能长久立于不败，成为人生赢家的关键。
终究，人生最大的贵人还得是自己，人生在世，自助者天助之。
命运能渡的，往往都是愿意自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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