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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对抗越来越激烈，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超限战》。这是一本由中国两位军官在1999年提出一种全球战争的新模式，而些年来全球的局势越发的印证了两位中国军官的前瞻性。

《超限战》的核心论点是：在全球化时代，战争的界限已经模糊，国家间的竞争可以超越传统的军事界限，采用包括金融、贸易、网络、恐怖主义、生态等一切手段，即“超限”组合。这几十年来，大规模的热战早已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各国之间超越军事界限的各种操作，可以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战场早已从两军对峙的沙场，转移到了经济战、心理战、贸易战和粮食战争。看如今中美在半导体、矿产和农产品上剑拔弩张的架势，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战争模式呢？

其实对于《超限战》首先由中国军官提出小君并不意外，早在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就已经提出了：“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战争并不仅仅只是沙场的对峙，更在于战场之外的谋略对决。

而早春秋战国时期管仲便已经通过三场精密的“经济超控术”，完成了两千多年前最精妙的经济战了。当年管仲间战场转移到了市场、农田和工坊，攻击的目标并不是敌人的军队，而是敌国的民生经济体系，完美地实现了战略上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地代价实现了预计地战略目标，这何尝不是不战而胜地战略智慧。

其实，小君甚至觉得两千多年前管仲地经济战，比起当今西方地贸易制裁其实更加高明且有技巧。

毕竟，管仲的经济战使用的是洞悉人性，以引导为主要模式。他并不直接禁止或者强迫对方做什么，而是创造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家乡，利用趋利避害的人性让对手基于自身利益的算计，心甘情愿地主动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攻心为上”。给对手制造看似繁花似锦的前景，实则让对方踏上通往困境的死路，这根本就是无解的阳谋，既符合春秋时期的政治规则，又通过道义的制高点迫使对手不得不接受既定的事实。

可以说管仲的经济战手段毫无道义压力又无国际舆论压力，因为其经济战可以顺利实施的基础在于对方急于趋利的短视行为，而非以霸权的威势来强迫对方。此举，又四两拨千斤的解决了来自敌国的潜在威胁，可谓是及赢了里子，又赢了面子。相对于，如今西方某些国家依靠自身霸权地位，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性法规，直接禁止某些经济活动、切断对方的资源、技术和资金链的商战模式，管仲的计谋在战略艺术性、成本效益和长远政治收益上，确实显得更为高明。它展现了一种对人性、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深刻理解和精妙操控。

只不过在如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下，管仲的商战模式刻复的难度相当大。毕竟当今世界信息高度透明，各国对经济主权和安全的认识远超古代，很难再有一个大国会如此轻易地被诱导进行“经济自杀”。但这种善于利用对手的内部矛盾和经济规律，以非军事手段达成战略目标的战略模式，却是可以借鉴的。

如果大家对管仲的经济战有兴趣，我们将在之后的文章里来详细来聊一聊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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