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周易》被誉为“六经之首”；在道家，《周易》则被尊为“三玄之冠”。

其实若要细究，《周易》本就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虽说百家争鸣，但当时诸子百家的思想基本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根源。因此，说《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也确实不为过。

在之前，我们已经聊过了关于《周易》与儒家相互成就的过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周易》与道家之间的关系。

若说儒家与《周易》的互动是双向的，儒家在解读诠释《周易》的过程中又不断地赋予《周易》心性修养功能的作用，将周易由占筮之书转化为心性修养的媒介。相对来说，道家对《周易》的吸收则更为纯粹且彻底。

道家对《周易》的重视与儒家不同，更侧重于宇宙观与自然观的角度。我们知道，不论是是老庄学派或是黄老学派的到家，他们都致力于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来吸收《周易》的思想，不过与儒家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淡化了《周易》的巫术占筮属性。

在宇宙生成论和阴阳辩证论上。其实老子著书《道德经》就是对《周易》智慧的发挥。

在《道德经》中，老子将阴阳视为万物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不正是《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论的同构吗？它们都将宇宙的本源视为超越具体形式质量的本体存在。

《周易》的阴阳辩证证体系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形成了共振的效应。如《道德经》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周易》中便可以找到不少印证，最典型的便是泰卦与否卦的转化关系，及既济与未济之间的循环往复，所展示的都是“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则。

东汉史学家班固亦认为，道家思想“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倾向，也是对《周易》中谦卦的发挥。

《谦卦·彖传》云：“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一一列举了天道、地道、鬼神和人道所具有的谦逊之德，并指出谦卑应是君子终生信奉原则。

《道德经》第九章所说的便是：“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亦是将人的谦让之德与天道关联起来，认为不仅人应具备谦让之道德，天地间亦贯穿着普遍的谦让法则，人唯有效法天地，贯彻谦让之德，方可保持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对此，《道德经》地六十六章亦有所阐释曰：“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在老子《道德经》对《周易》智慧的充分吸收发挥后，到了战国至汉初后，黄老学派则进一步向易学化转向。

《黄帝四经》通过"道生法"的命题，将易学中的"时中"概念转化为"因时而动"的法治思想。《管子》四篇提出的"精气说"，将《周易》的"阴阳不测之谓神"改造为物质性的气论哲学。这种转向在《淮南子》中形成系统化理论架构。其《天文训》以易学卦气说解释天文历法，《时则训》将六十四卦与月令相结合，创造性地将易学纳入道家自然哲学体系。这种融合为汉代象数易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

若说朱熹在《周易本义》中以强调“敬”共赴，彻底将《周易》转化为心性修养的媒介；而道家则是以魏伯阳的一本《周易参同契》完成了对《周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他以以乾坤为鼎器，坎离为药物，将六十四卦与炼丹火候相结合，构建起独特的丹道易学体系。这种转化不仅涉及符号系统的借用，更包含对阴阳消息规律的深刻把握。

将《周易》的阴阳观念与道教修炼理论完美融合则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所发展出来的"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标志着易学与道家思想的理学化整合。有趣的是，周敦颐作为道教陈抟老祖的徒孙，却以自己的太极理念为修补如儒家注重形而下只用却缺乏形而上完整体系大BUG，还未儒家培养出了程颐和程颢两位大儒，为心学和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果然，儒家与道家这同源于《周易》体系的两大学派，终究还是存在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可谓是一根双干的中华文化之树。

可以说，道家对《周易》的发挥不仅塑造了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更在当代全球哲学语境中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且易道合流所蕴含的宇宙智慧，既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也是应对现代性困境的重要思想资源。